戏说夏史

    天熙三年, 杨峤病逝了。

    在最后的几年中，他饱受病痛折磨，足部溃烂, 身形消瘦, 无法正常起居。然而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肯轻易松开手中的权力。

    为维护自己的权威，他铲除异己，打压其他党派，下狱、贬谪、革职皆有，为全国推行新政, 不顾地方差异, 导致一些地区民怨沸腾, 农民日子难过, 甚至银价一路高涨，谷贱银贵。

    更严重的则是一手培育出了声势浩大的杨党, 给程谢后期整顿吏治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但要我说, 杨峤的行事风格虽然有待商榷，可他在世宗末年稳固朝政，后期坚决推广赋税改革，大大增加的财政收入，总得来说，是一名能臣。

    杨党与其说是杨党, 不如说是保守党。

    他们曾勇于进取，也逐渐被时代所淘汰，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无情，你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进步的一部分人。

    哪怕是程丹若，她在执政后期也逐渐趋于无力, 没能打破封建王朝的壁垒，始终困在君权的樊笼之下。

    可他们所做出的改变是有意义的，没有努力向前迈的每一小步，也就没有现代社会。

    就好像杨峤去世后，薛聪接任了首辅之位。

    他做了三年，从历史的维度看，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一切平平无奇，以至于常年被人忽略。

    可仔细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天熙三年有一场大洪涝，户部和工部留下了大量赈灾的文献，详细记录了这个国家在赈灾方面的努力。

    天熙四年，朝鲜归顺，俯首称臣，日本彻底退回了弹丸之地。

    天熙五年，就在薛聪致仕归乡前三月，黄河堤坝修筑完成。

    或许，他的才能并不出众，但至少将内阁平稳地交托给了谢玄英。

    天熙五年八月，谢玄英出任内阁首辅，彼时，次辅是蔡子义，阁臣为赵为潜和孔廉之。

    蔡、赵都是杨党的中坚，孔廉之有属于他的地方乡党，双方势均力敌。论理，他们应该无法经营多年的程谢夫妻抗衡。

    但此时，程丹若与江南党的裂隙越来越大。

    双方曾经联盟，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程丹若需要支持，以便坐稳位置，江南党需要中枢照拂，方便快速恢复元气。

    可再紧密的联盟，也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分歧。

    江南党的诉求，无非是更多的官位，更高的官职，更多的话语权。这和杨党的利益完全相同，他们希望程谢效仿杨奇山，打压异己，扶持自己人。

    但程丹若显然有自己的规划。

    她用人不限籍贯，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只要是可用之人，哪怕与她的立场全然相反，也愿意破格提拔。

    这无疑招致江南党派的不满。

    双方的间隙越来越大，逐渐难以弥合。等到晏子真的逝世，双方的纽带破裂，江南党至此分裂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地域性的江南党人，他们吸纳江浙籍的官员，团结一致，在税收、海贸、农桑等事务上争取，为家乡谋利。

    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随谢玄英的人，他们信奉心学，研读纯真学说，试图沿着王阳明的道路，寻找真正能够救世治国的道路。

    前期，这些人员以江南人为多，双方闹掰后，吸纳了其他籍贯的有志之士。因为崇尚推陈出新，多有改革弊病之语，被称为新纯党，也叫新纯真派。

    不过，必须声明的是，虽然分以派别，彼此之间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

    说到底，程丹若执掌宝玺，谢玄英为内阁首辅，他们夫妻内外联合，已然把持朝政，江南党怎么和他们斗呢人家只要愿意，大可以不提拔他们，转而与其他人合作。

    双方的矛盾并不激烈，只是合作不再紧密，时有摩擦。

    程丹若真正的敌人，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夏朝立国一百多年，一代代君王，一届届的官吏，他们在复杂的公务中总结出了默契，哪怕人员迭代，这些“经验”却沉淀了下来，不断往下传递，积累成根深蒂固的弊病。

    夏朝中后期，吏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

    火耗和淋尖踢斛已经成为潜规则，不，几乎已经成了明面上的规则。老百姓早就忘记没有这些剥削的日子，他们默认要多交一笔钱，而官员们也默认这是一份属于他们的收入。

    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试想想，原本读书人寒窗苦读，得中进士，想的是为民请命，匡扶社稷，可现实却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当官的规矩就是剥削百姓。

    都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每天要吃喝拉撒，养父母妻儿，工资不能正常生活之际，很难谈两袖清风。

    就算真的有个别人坚持自我，没有同流合污，那么，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还是同僚的排挤

    大家都拿，你不拿，就你清高同僚愿意有这样的同事吗上司愿意有这样无暇的下属吗下属愿意有这样苛刻的上司吗

    古代社会是人情社会，也是人治国度，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寸步难行。

    我想，程丹若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选择直接查处贪腐。

    人太多了，查不过来，杀了一批还有一批。

    她的做法不算高洁，却很实际。

    首先，官员贪腐的一大原因，是工资太低，养不起家小。

    她设立养廉银，将原本归属于“潜规则”的火耗归公，再统一分配，按照官职给予津贴。

    这是应有之义，时代在变化，通货在膨胀，公务员的工资一百多年了还是开国时的标准，本来就不合理。提升工资后，以县令为例，每年的合法收入就从几十两银子变成近千两，足以养活妻小，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

    而且，按照她定的标准，越是等级低的官员，所领的津贴项目越多，充分保障中低层官员的正常收益。

    与此同时，随着当官年限的增长，官员还能领“岁银”，这就相当于按照工龄再给部分补贴。

    这部分津贴计算非常复杂，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找养廉银的表格看一下，可以说在当时，她提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工资改革计划。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养廉银本来就是火耗，只是从潜规则过了明路，这有什么好吹的

    其实，这就是破窗效应。

    当你养不起家，不得不拿火耗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贪污了。既然开始贪了，后面其他地方的灰色收入，拿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难。

    底线一旦跨过，堕落得总是特别快，想刹车都刹不住。

    可火耗成为津贴，你有了不菲的收入，又没有贪污，其他可贪可不贪的钱，是不是就会犹豫一下了呢

    大家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良心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成为一脚刹车

    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人们会偷窃，可吃饱喝足，开着奥迪宝马的时候，是不是不一定要开法拉利保时捷

    只要有一个人守住了良心的底线，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贪官。

    当然，仅仅是加工资，不足以扼制贪腐之风。

    与之相配套的，必然是严苛的清查。

    自养廉银施行起，朝廷对贪腐的审查力度骤然加剧。贪污超过一万两的贪官，抄家处斩是标配。

    不夸张地说，杀得人头滚滚，怨声载道，弹劾她残暴不仁的奏疏不是论张，是论袋，一麻袋一麻袋往外扔。

    好在当时，祝沝非常生气他们对程丹若的弹劾，否则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程丹若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

    她杀了几个大贪官后，退让半步，表示天熙七年之前，既往不咎。

    天熙七年就是养廉银正式推行的那年。

    此前种种，不再倒查，此后分毫，绝不姑息。

    老话是极有道理的，你非说要开一扇门，人家多半不肯，可当你掀了屋顶，再说开扇窗户，大家就愿意考虑考虑了。

    但考虑不代表同意，双方来回拉扯数次，不止口水战打得昏天暗地，三司衙门都消极怠工，不肯严查到底，为审判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最后“迫不得已”，程丹若给出方案，贪污犯只革职抄家，并三代子孙不可入朝为官，不判死刑，这才勉强与文官团体达成一致。

    而整个过程，花费了足足五六年的时间。

    期间落马的贪官不胜枚举，双方争斗的事务也多不胜数军饷、赋税、灾款、新政改革后来人轻飘飘的几段话，却凝聚了当事人的大量心力。

    漫长的拉锯战中，有人支持她，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查出了惊人的账目，也有人背叛了她，成为流放西北的阶下囚。

    有人隐藏在幕后，祝沝身边满是此起彼伏的“谏言”，有人冲锋在前，驾着三匹烈马冲向程丹若的马车，试图杀死她。

    这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战斗，也是良心和贪婪的斗争。

    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程丹若和谢玄英始终没有退缩。

    假如吏治不能变好，这个国家就不会变好，从海外流入的白银，最终依旧流向贪官污吏的荷包，而不是百姓的餐桌。

    然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好在他们胜利了。

    十年之后，新任的官员初初上任，就获得不菲的津贴。他能够在家乡买一座不错的宅子，安顿他年迈的父母，能够买美丽的布料，打扮他的妻子和儿女，能够与有人在酒楼吃席，与知己在野外踏青。

    或许，这样的生活不算富贵，却也宽裕舒畅。

    他能安下心来，为百姓做一些实事，或是改良农种，或是修理水利，抑或是平息冤假错案，护佑一方太平。

    他也会时不时面临诱惑，犹豫是否要去拿更多的好处，但想一想被发现后面临的刑罚，以及子孙后代不得入仕的威胁，多半就迟疑退却了。

    等到很多年后，他白发苍苍，致仕归乡，可以著书写作，得意地告诉子孙，他虽然不曾位列高官，可安民一方，离任之际，百姓夹道相送，依依不舍。

    自己可是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宗族可以为傲，历史能够流芳。

    我想，这就是封建社会中最好的时代了吧。  ,请牢记:,免费最快更新无防盗无防盗